朱元璋诛杀功臣的顺序

朱元璋诛杀功臣的策略深刻反映了其治国理政的独特逻辑与智慧。这一策略的执行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遵循着一种核心逻辑，即“先疏后亲、先文后武、以案代序”。通过对这一策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其细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早期阶段（洪武十三年以前）：主要针对非嫡系及潜在隐患进行清洗。在这一阶段，朱元璋对非淮西嫡系的廖永忠、因削弱浙东文官集团而遭毒杀的刘伯温，以及因勾结地方豪强被鞭死的朱亮祖等人下手。这些人物或因其在政治上的特殊性，或是潜在的政治隐患，成为了朱元璋巩固权力的第一步。

二、中期阶段（洪武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重点清洗文官集团与旧势力。在这一时期，胡惟庸案、空印案以及郭桓案成为朱元璋打击的主要目标。特别是胡惟庸案，不仅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及其同党，还终结了长达数百年的宰相制度，对明朝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案件的背后，是朱元璋对地方势力与文官集团的警惕和削弱。

三、后期阶段（洪武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集中清理武将集团。随着太子朱标的去世，军功集团对皇孙朱允炆的潜在威胁日益显现，蓝玉案成为此阶段的重点。蓝玉及其他武将的诛杀，实际上是对军权的重新整合与巩固。一些因各种原因与蓝玉关系密切的宿将也遭到了诛杀。

在朱元璋诛杀功臣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得以幸免。汤和、耿炳文、郭英、沐英四人的幸存，或是因为他们主动交权、或因其在战略上的价值、或是因低调自保的策略。这些幸存者的命运，既反映了朱元璋策略的逻辑性，也揭示了权力的残酷性。

朱元璋的策略逻辑十分清晰：时间上遵循“先非淮西系后淮西系”，对象上“先文官后武将”，通过大案株连实现系统性清理。这种策略既体现了朱元璋治国理政的智慧，也反映了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难以逃脱权力的角逐与博弈。幸存下来的个体往往是那些能够在权力斗争中找到自己生存之道的人。这种权力斗争的背后是皇权的巩固与扩张，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