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部分公司都学不会，小米和美军擅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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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这家公司擅长用扁平化管理的小团队作战模式提高运转效率，这种作战单元自主决策的方式最早来源于二战时的德军和二战后的美军。但与此，有很多嚷着要 “放权” 的公司，无一不是落得 “一放就乱” 的下场。分拆之后的小团队不但不能协同，反而各自为战，结果盲目决策、昏招迭出、浪费严重。问题究竟在哪里？

史玉柱又成热点了，这次的理由是他 “想明白了很多事”，所以巨人裁员了。

熟悉史玉柱发家经历的人都知道，他对于人性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每次沟通都能挠得 “恰到好处”。这次的讲话也不例外。史玉柱这次主要讲了三点裁人放权、战略调整、唤回激情。其中 “裁人放权” 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干部人数从 160 人减少到 27 人，管理扁平化，公司平台化，让小团队有足够的权力自己做决定。作为例证，史玉柱讲到，美军的作战指挥单位，已经从二战时候的军、师级别，细化到现在的连、排级别，甚至每个排都可以独立决策和作战，战斗力反而提高了。

据我观察朋友圈里的转发和评论，这几点也确实引起了广泛共鸣，“大量裁掉中层” 和 “小团队独立决策、高效工作” 深受大家推崇。很少有人关心这些问题为什么以前需要 160 名干部而现在只需要 27 人，之前那 133 个人究竟在干什么，后续的工作由谁接手？怎样的组织，才能在忽然免除 83%的干部之后继续保持稳定？更进一步，美军为什么能细化到以排为单位来作战？把作战单位拆细，意味着指挥、组织、协作的复杂性提升，怎样在减少管理人员的应对更复杂的局面？

如果真正关心 “裁人放权”，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成功的关键，可惜，史玉柱并没有说。

我们还是从史玉柱的例证说起吧。如果对军事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由作战单元自行决定 “如何做”，上级只决定 “做什么” 和 “为什么做”，这并不是美军的专利，它来自二战时期的德军“闪电战” 下，部队的推进速度是之前的几十甚至上百倍，如果各级部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现场决策的能力和权力，“闪电” 就根本无从谈起。所以，德军才会开始把作战的主动权下放到各级军事主官，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二战以后，有不少国家都学习德军的作战策略，但只有美军做得最好，所以才能不断放权，不断细化作战单元。实际上美军的进展远远超出其它各国——据报道，1991年 海湾战争时，美军已经体现出 “自由搭积木” 式作战的雏形，而中国军队很长时间里都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不但当时的中国军队看不明白，就是现在的很多公司也不明白。我亲眼见过很多嚷着要 “放权” 的公司，无一不是落得 “一放就乱” 的下场。分拆之后的小团队不但不能协同，反而各自为战，结果盲目决策、昏招迭出、浪费严重，结果要么整个公司分崩离析，要么名义上的小团队沦为牵线木偶。这时候再裁掉中层，只会乱上加乱，公司管控严重失调。

问题在哪里呢？仔细想想就能知道，与金字塔式组织架构、集中式决策、大团队作战的做法相比，网状组织架构、分散决策、小团队作战的复杂性是要大大提升的，风险和意外的几率也随之大大提升。要成功实行网状架构、分散决策、小团队作战，这些复杂性不会凭空消失，风险和意外的发生几率不会凭空降低，所以需要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来驾驭复杂性，约束风险和意外。美军的办法就是把复杂性 “收纳” 到网络和系统里，依靠复杂的制度和机制解放个体，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支撑，也施加更多的控制。换句话说，网状结构不是不要秩序，而是要精心设计更加复杂的秩序。

还是以美军为例。二战后美军着力提高信息化程度，首创了 C4ISR 指挥系统，该系统对于作战单元细化、“搭积木” 式作战、联合作战指挥起到了关键作用。C4 分别代表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讯（Communication）、计算机（Computer），I 代表情报（Intelligence），S 代表监视（Surveillance），R 代表侦察（Reconnaissance）。可贵的是，C4ISR 并不是一套 “自下而上” 的情报收集系统，也不是 “自上而下” 的决策执行系统，而是以分布式思想为基础的网络体系。依靠 C4ISR，各种相关的信息都被收集到网络中，以合适的方式传递给最合适的单元，每个单元在每种情况下需要哪些信息，能采取哪些行动，可以获得什么资源，取得了什么结果，需要汇报什么信息，都由 C4ISR 掌握着。相比简单的 “把各种数据汇总到中央指挥部”，C4SIR 进一步保证了 “合适的单元收到合适的信息，做出合适的决策，获得合适的支持”。于是，个体拥有足够的决策自由，又处于可控范围内，既不能泄密，也无法越权，个体的成果又会反馈到网络中，成为其它个体的决策和行动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放权而不混乱”，这时候 “中层” 的削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他们的职能一部分分摊给了系统，一部分分摊给了决策的个体。

要知道的是，虽然今天看来 C4ISR 的概念非常简单易懂，美军一直在投入了巨大的资源，经历了从 20 世纪 50年 代的 C2，60年 代的 C3，70年 代的 C3I，一直到 C4I，最终成为 C4ISR 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20年 前的海湾战争时，有一次空军需要海军紧急协同执行任务，只能用直升机将装有数据的软盘送去航空母舰。之后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迄今为止，美军各军种之间的配合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要想玩转这整个游戏，除去系统的支撑，人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现代技术的发展让指挥中心能掌握更多的细节，于是很多人天然希望偷懒去做简单的 “汇报-执行”，而不愿意费力承担最终决策权。一旦下放决策权，越权、争权、推脱责任，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需要有怎样的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美军长期以来投入大量资源的重点之一——从 1947年《国家安全法》通过，到 1986年 真正从体制和机制上确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便花费了 40年 时间。更不用说迄今仍在进行的，将联合指挥、独立决策的知识、技能、习惯贯穿到军队各级乃至军校的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