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之后的中关村能否为中国科技代言？

我永远也忘不了几年前，第一次同朋友一起去中关村时，被里面充斥着的种类繁多的电子产品，以及永不知不知疲倦、喧嚣刺耳的要价砍价声，所紧紧包围住的情形。印象更为深刻的一点是，那里的售货员总是摆出一副偏执狂热的劲头向你推销着他们的产品，那张脸写满了“不买就别想走出去”。

北京的中关村与深圳的华强北，在电子商务尚未勃兴之前，一直是许多人(甚至包括很多短时来京深两城市旅游者)购买电子数码产品的首选之地。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行家，就很可能存在着被销售人员蒙骗的风险。但人们更愿意忽略掉这一点，而坚信这里的电子产品是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

相比起中关村，华强北毕竟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卖场，它有着包括研发、采购、销售等环节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体系，这也能让它在电子商务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有足够的底气辗转腾挪，轻松应对。中关村没有产业体系的优势打底，转型起来，便如同一个危重病人，成功与否除了医生的手术能力如何，医疗设备先进与否，还要看看自身有没有这个运气。

现在，中关村被裹挟进这个时代政府鼓励创业的大气候，转型成为“创业一条街”，每天在这里的咖啡馆，神色匆匆，俨然一副未来商界领袖气派的年轻创业者们，向投资人眉飞色舞地阐述着他们构想的商业模式。早有统计学数据证明，创业的成功概率很低很低，但在成功学的深度浸泡和发财梦的双重激励之下，年轻人更倾向于相信他们自己是被命运之神眷顾的那一拨。

只是，转型之后的中关村，真的能如同硅谷精神之于美国一样，缔造出一种崭新的“中关村精神”吗?

在阿伦·拉奥和埃罗·斯加鲁菲合著的《硅谷百年史》中，两位作者将硅谷模式用三句口号加以概括质疑权威、不同凡响、改变世界，这样的三句口号与好莱坞电影中所传达的美国精神是如此贴切的吻合。而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超越于时代的视角限制，将硅谷的诞生放在更为纵身的历史中来加以观察依托于其所在地旧金山湾区自20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充满冒险魅力的、反体制的青年文化，淘金热、嬉皮士运动与后来的硅谷青年文化事实上是一脉相承的。这里鼓励质疑、冒犯与特立独行，鼓励各种稀奇古怪的创意——即使短期内投资人还看不到收益。

可惜的是这样的青年文化在中国付之阙如。有个老学者前两年曾说当下的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多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主要言之当下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缺乏关心，只想跻身精英阶层，其实这样的说法未免要求过于严苛，在我看来，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本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人醉心于“利己主义”，只是当下的年轻人在创业上的激情过于务实，过早丧失了一种冒险的活力。更多的年轻人将创业等同成一次投机，这里，没有什么改变世界的企图，再大的商业雄心都以发财挣钱为最终皈依——这里是机会主义者沃土。

这也许就解释了，刘强东虽然将京东商城做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B2C网站，却并无什么颠覆性的产品或技术创新能够令人钦佩，而他的对标者，亚马逊的贝佐斯却在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万货商店，研发出kindle这样的充满颠覆性的阅读产品的，还想实现儿时的梦想，建造宇宙飞船登顶太空。如贝佐斯这般“狂想家与实干者”的结合体，你能在美国科技界中轻而易举盘点出太多同类。我常常喜欢将电影《中国合伙人》与《社交网络》作比——尽管前者并非表现科技界人物，这两部电影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的创业充满了无奈之举，更像是一种谋生，而美国人的创业则更多基于一种兴趣的自然演化。

在畅想中关村转型时，文化观念层面的无形要素不可忽略。创业一条街，还是要交付给这里的每一个年轻人去动手实践，虽然我们现在一直在鼓吹“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府也在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以及创造更多制度红利，我也绝对坚信，中关村的创业者也如同硅谷的年轻人一样，勤奋刻苦，不耽于生活享受，不过看似虚无实则极其重要的文化氛围，却不是说来就来的。

这么说来，中关村能否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中国硅谷”，便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作者何熠 | 来源iDoNews 专栏